您當前位置：
少年時，隨父母在兩座軍營生活過，一座在東北科爾沁草原，一座在北京。
一
最近一次到長春，雨中，汽車行駛在汽車城廠區(qū)的大道上，一排排住宅樓，一片片廠房，從當年的蘇聯(lián)建設模式，到后來的德國工廠風格，從“一汽”到“一汽大眾”，從“解放”、“紅旗”到“捷達”、“奧迪”，不長的車程里，車窗兩側打開著中國汽車發(fā)展編年史的實體展臺，甚至連空氣里，也飄著“東北老工業(yè)基地”這些字該有的某種味道。
同一輛車上大多數人下車的地方，是當晚“一汽大眾有限公司成立25周年感恩之夜”的會場，但只有一個人，他的感覺如同啟動了自動駕駛，仍在雨夜里繼續(xù)行駛，沿著一條屬于一個昨日少年的道路，向著這座城市的西北方。
距離長春幾小時車程的科爾沁草原，有一座人民解放軍的試驗基地，曾隨父母在那里度過了12年的少年時光。關于這座曾經的番號是“8309部隊”的試驗基地，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《地火天光——中國常規(guī)兵器試驗紀實》一書里，已經做了詳盡介紹，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為它的題詞也早已公開發(fā)表。
不看成人的視角，只說少年的記憶，總會想到的是基地的軍車：那一排排軍車車庫，一輛輛“解放”牌卡車，一輛輛帶挎斗的“長江”、“東海”摩托車，一塊塊與當時沈陽軍區(qū)車牌相同的“丁1”字樣的軍車車牌，還有那些排氣管發(fā)出的轟鳴，洗車水管噴出的水花，掀開的機艙蓋，士兵在車頭轉動搖把發(fā)動汽車的身形，所有與車有關的場景，在孩子們眼里是個萬花筒，車庫就是游樂場。
與野戰(zhàn)軍部隊不同，試驗基地的許多軍車，都有專門用途，型號和功能都是特別設計的，用于通訊、防化、測試、消防、牽引、指揮、偵測、運輸等方面，還有更多的專業(yè)技術功能，是小孩子不可能懂或者不關心的。他們只關心，一輛車的外觀夠不夠威武、有多少個輪子，關心與哪個軍車司機熟悉之后，是否有機會爬上車廂兜風，甚至是能坐進駕駛室里，摸一摸沉重的方向盤，再跟著執(zhí)行任務的駕駛員往返去一趟附近的小城。按照孩子們從抗美援朝題材電影里得到的美軍裝備知識，美式十輪大卡車與卡賓槍、“佩刀式”戰(zhàn)斗機一樣聞名，于是，車輪越多車越棒，這成為孩子心中好卡車的標準。他們見過四輪卡車、六輪卡車、十輪卡車、履帶式牽引車等等，從兩噸半的“嘎斯”汽車，到各種款式的“解放”卡車，還有基地創(chuàng)建初期，所使用的從解放戰(zhàn)爭和抗美援朝戰(zhàn)爭中繳獲的汽車。隨著孩子們小學年級提高，他們發(fā)現在停車場上，軍用車輛里的老舊車型越來越少，包括那種靠掛在風擋玻璃前的紅色塑料箭頭當轉向燈的老式卡車，那些蘇聯(lián)的“嘎斯69”，那些美式吉普車，都不知從什么時候逐漸消失了，換成了清一色的“解放”牌。
這里距離“解放”牌卡車的制造工廠長春“第一汽車制造廠”很近，也就成為新車的大批量使用單位之一，這里的孩子們總能最先看到最新款的汽車、駕駛艙鮮亮的油漆、車廂擋板精致打磨過的木材，體驗新車特有的氣味。但凡有新車到來，孩子們總會圍過去觀賞，先數轱轆的數量，再爬上駕駛室向里窺視。軍營里也有些轎車和“北京”吉普，但小孩子只關心個頭最大的卡車，這個大玩具可以爬上爬下，還有機會乘坐行駛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們以軍車作道具，想象著電影里戰(zhàn)斗的場面，滿足自己對于軍人生活的好奇，也彌補著試驗基地缺乏戰(zhàn)斗部隊色彩的遺憾。有些孩子自出生就在基地里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，確實不知道。他們常常用電影里紅軍、八路軍、解放軍戰(zhàn)斗的場景，來與試驗基地的軍人相比，他們曾經很不理解，自己家里作為解放軍的父親，為什么沒有軍事演習，沒有戰(zhàn)場沖鋒；為什么不練拼刺刀，不排成方陣出操，不系著武裝帶全副武裝，不去野營急行軍；為什么大人們的職務不像電影里叫團長、師長、軍長，卻叫作處長、部長和司令員，還有翻譯、工程師、技術員等稱呼；為什么家長們所工作的單位名稱，除了司令部、政治部、后勤部、警衛(wèi)連、汽車營、醫(yī)院這些通用名稱外，其它的都有些奇怪，如彈道處、彈勤連、電測隊、光測連、彈藥站、火炮光學所、火炮試射連等，聽大人在電話里會說到“靶彈測量”、“彈箭飛行姿態(tài)精測”這些難懂的詞。孩子們中間，有些年紀大的，認為自己家大人的工作就是兩個字：打靶——用槍炮導彈天天打個不停，他們眼里的試驗基地，就是個大靶場。還有些孩子晚熟，他們是后來再長大一些，才知道什么叫作“常規(guī)兵器試驗”，知道了“基地”這個詞的含義，才對一部名叫“基地的孩子”的外國電影有了印象，只是因為這個片名。
許多年后時代變遷，來自全國各個試驗基地的一群老干部們，進入了北京的干休所。他們初次見面，互相介紹：“我從20基地來”，“我從27基地來”，“我從31基地來”……這些曾經很神秘的試驗基地，擔負著國家和軍隊發(fā)展航天事業(yè)和武器試驗等重大使命，每當有飛船衛(wèi)星發(fā)射，火箭導彈試驗，常規(guī)兵器測試，這些試驗基地的名字，常會以“酒泉衛(wèi)星發(fā)射中心”、“西昌衛(wèi)星發(fā)射中心”、“西安衛(wèi)星測控中心”的稱謂，出現在央視“新聞聯(lián)播”節(jié)目和新華社通稿里。家里有一張照片,是父親和幾位老同志參觀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時，與航天員費俊龍、聶海勝的合影，將地上的常規(guī)兵器與太空的航天飛船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，是“試驗基地”的共同屬性。當年的那些孩子后來終于明白，試驗基地的“高大上”形象，也許并不比野戰(zhàn)軍差。
除了通用型號的車輛之外，試驗基地的不少特殊車型，在軍營之外，在“新聞簡報”紀錄片的鏡頭里，都難以看到。這座試驗基地是一座封閉的特殊城市，所有要進行試驗的武器，除了通過專用鐵軌運輸外，許多都要經過生活區(qū)運往試驗場，有火箭炮、火炮、坦克、各種彈藥，還有各種槍械，在營區(qū)玩耍的小孩眼里，見得多了就都不覺得新鮮了。用這里的人專用的詞匯大致劃分，生活區(qū)叫“崗下”，試驗區(qū)叫“崗上”，人們生活工作的所有要素一應俱全。在這個距離蒙古國和松嫩平原不遠的地方，有著獨特的地理地貌，“崗上”是大草原，“崗下”是大平原，兩者銜接處就是這漫長的“崗”，像山卻不是山，如同一個巨大的山形臺階。
在“解放”牌卡車之外，這座試驗基地還有一隊進口的墨綠色卡車，個頭比解放牌小了一圈，但做工看上去就很精致，車廂圍擋是金屬的，是什么牌子記不得了，似乎是意大利的產品。那是“巴統(tǒng)”對中國禁運的年代，純進口的卡車只見過這一次。這些新車剛到營區(qū)，暫時?？吭谧≌瑓^(qū)的路邊，吸引來圍觀的孩子，只是車上還有滅火器這個細節(jié)，就讓小孩們感到很新鮮。
乘坐摩托車的機會肯定比卡車少，有個一起玩的孩子，他的父親所在的處室，配備有幾輛三輪挎斗摩托通訊車，有時正巧在路上相遇，開摩托車的戰(zhàn)士就會停下車，招呼這孩子坐上車去玩，油門一加遠去，剩下一群孩子在后面眼饞。
當1969年3月，中國和蘇聯(lián)在珍寶島發(fā)生軍事沖突后，試驗基地里的軍人們組織示威游行，抗議“新沙皇”的罪行，人們呼喊著“打倒社會帝國主義”、“打倒蘇修”的口號，一長列軍車牽引著各種加農炮、榴彈炮、高射炮等，與T-54坦克組成長隊，隆隆駛過營區(qū)的混凝土道路，聲威浩大。在當時那個年代，這里距離中蘇邊境和中蒙邊境都不遠，這里就是前線，營區(qū)里挖出了許多條戰(zhàn)壕，地下工程開始大舉進行，汽車晚上行駛都開著防空襲燈，漆黑的夜里空中光影閃動，學校的老師教育學生要警惕空投特務。在山崗上，高射炮群排列，載著武裝士兵的軍車向著草原深處開去，從基地南大門，沿著基地的中軸線，從毛澤東的塑像到“跨崗樓”，一直向北進入草原，從“零公里”到“13公里”，駛過一座座聳入天空的瞭望塔，再到更遠處，地平線盡頭就是阿爾山了。在他們的身后的一角，是一片還殘留著水泥地基的空地，記載著另一段歷史：這里是當年日本侵略軍占領中國東三省期間，修建的飛機場和機庫，基地創(chuàng)建之初，還曾利用過那些能用的房子，現在，這里已經拆的只剩下水泥地基和鋼筋。在上世紀50年代中蘇友好時期，蘇聯(lián)專家參加了試驗基地的建設，至今在基地的幼兒園淡黃色墻上，仍留著畫家畢加索作品“和平鴿”造型的浮雕，在蘇聯(lián)專家曾居住過的樓前，還留著一座熊舍，據說是蘇聯(lián)專家曾在這里養(yǎng)過幾只熊。
試驗基地的生活當然與野戰(zhàn)軍不同，不過這里的干部按照規(guī)定可以配備制式手槍。1980年暑假，從北京廣播學院到基地看望父親。一個陽光明亮的中午，跟著父親來到離住宅區(qū)較遠的山腳樹林邊，選擇一處安全的地方當作靶場，第一次用父親的軍用手槍射擊，打出了許多發(fā)子彈，彈殼紛飛，槍聲在林間回響。這在基地里是尋常的事情，沒有人關注你，就如同住在空軍機場飛行員的孩子，“米格”飛機在他們眼里，可能熟視無睹。在這個基地里，不論是乘車，或者是步行，常會看到一些獨特但尋常的場景：你會看見一個士兵抱著一枝半自動步槍，三棱刺刀擦得閃亮，他匆匆走過軍人服務社門口，仿佛拿著一把鐵鍬；你看見一輛“五九”式坦克，孤獨的轟鳴著，履帶碾過黑土，從山下沿著坡道，駛上坡去；你到試驗區(qū)修配廠里閑逛，一旁是機床車出的一卷卷金屬碎屑，一旁是一枝炮筒正在修理；你還曾去過養(yǎng)著大群狗和羊的飼養(yǎng)場，這些動物都將作為試驗品來檢測武器性能，守護的士兵為了驅趕煩人孩子們，吆喝著牽著軍犬佯作追趕；你看見一隊穿棕色飛行夾克的空軍飛行員，他們因相關試驗項目來到這里，正走向食堂吃飯。你還看見與海軍軍艦的灰色同樣的大口徑艦炮，被平板車拖向試驗場，這些場面印證著關于這個基地的標準介紹：“為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常規(guī)兵器進行試驗鑒定”；你曾看見一個年齡大一些的姓李的孩子，手舉一把日本軍刀，走出住宅大門，到戶外陽光下散步，這是他的父親在抗日戰(zhàn)爭時的戰(zhàn)利品；你看見一個戰(zhàn)士，服裝松散，他趕著一輛馬車，去營區(qū)外“鐵道南”的市場買菜，他還負責飼養(yǎng)牛和豬，有時會用個大筐去捕鳥，還要揀糞。這或許是與高科技試驗相對應的基地的另一張臉；你看見在另一座辦公樓里，一些軍人出出進進，他們中有人可能在說著某型沖鋒槍的淋雨和沙塵試驗,有人在說著將要去阿爾巴尼亞軍事訪問的事。在基地的一批外文翻譯里，其中一位軍官是中文版《列寧回憶錄》的翻譯者；你看到這里的孩子沒有別的可玩，除了打鳥的彈弓，主要的玩具是各種子彈殼，從“五四”、“五九”式、“六四”式手槍到“五四”式、“五六”式沖鋒槍和高射機槍，再大的彈殼就不能玩了。老干部離休時獲得的紀念品，或是用迫擊炮彈制造的臺燈，或者是用軍艦艦炮黃銅彈殼底座，做成的文房用品；你曾聽說這里發(fā)生的事故，是村民揀到了廢棄未爆炸的炮彈，為了摳出里面的銅金屬賣錢，在砸撬時突然爆炸了；你在讀小學的日子里親眼看見，有一個姓羅的學生被老師和警察找去，因為在他的兜里，揣著一顆不知從哪里弄來的手榴彈。
記憶深刻的還有一件事：一個用于試驗的巨型熱氣球飛艇，在基地上空漂浮了一些日子，人們把它當作一個風景，突然有一天，熱氣球爆炸了，乳白色的氣球碎片散布在好幾平方公里的范圍內。與這場事故一樣沉重的，就是1966年軍人俱樂部燃燒的那場大火了。那天下午，一個小學生從教室窗戶看見遠處的火光，叫了起來，學校立刻放學。在救火現場，司令員帶領軍人救火，場面令人驚駭，烈火濃煙騰飛，滿地上都是燒熔化的玻璃，還有戰(zhàn)士脫下的軍衣。廣場上擠滿了人，眼看著烈火把整座建筑毀掉。過去在這座大禮堂里，人們看電影和戲劇，還有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演出。到了中午，這里開始播放解放軍歌曲，還有“騎兵進行曲”，有時還要播放“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”。俱樂部前的廣場，是軍人比賽籃球的地方。（后來，在原址上又建造了一座新禮堂）
在基地上小學的日子，正趕上解放軍更換1965式軍裝，這身軍裝的款式與質地，當然都難以與1955式和1987式及后來款式相比，它的極其簡單的程度，更接近于新中國建立前的戰(zhàn)爭年代。但對于看過太多戰(zhàn)爭題材電影的那一代孩子，這款簡單的軍裝，恰恰是他們在銀幕上最容易與戰(zhàn)斗場面相聯(lián)系的，比如電影《南征北戰(zhàn)》、《上甘嶺》。有一天，在營區(qū)里通向醫(yī)院的路上，戰(zhàn)士們不知為了做什么，攔腰挖了一道深溝，挖出來的土在溝旁推成土坡。到了夜里，一輛“解放”牌軍車開來，魯莽的司機誤以為前方是個上坡，就加大馬力沖來，結果是汽車被懸在了深溝邊緣，司機被撞傷。正巧那天在醫(yī)院玩，看見這位受傷的駕駛員頭裹紗布，外面沾有血跡，他直挺挺地站在軍醫(yī)面前，如同剛從戰(zhàn)壕里爬出來，身上那件又皺又臟的軍裝，似乎透著野性。（除了1969年那場邊境戰(zhàn)斗，在1979年，這身軍裝終于在自衛(wèi)反擊戰(zhàn)爭中經歷了大規(guī)模血與火的考驗，1955式軍裝則見證了中印邊境自衛(wèi)反擊戰(zhàn)，而1987式及后來款式軍裝呢？）1965式軍裝著裝的年代，是國家相對困難的時期，那些與今天豐富完備的軍人裝具相比，幾乎是簡陋的服裝，配上綠色的解放牌卡車，還有亢奮的歌聲，形成那時獨特的軍營縮影。后來認識了一個朋友，他隨父親在野戰(zhàn)軍部隊生活過，據他說，那里的人們都不太看得起大城市里軍隊機關的一些作派，小孩子們肯定更欣賞野戰(zhàn)軍這種稱呼所攜帶的氣勢。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，經常有中央文件傳達，文件的開頭幾乎都是這樣的標準用語：“各省市、自治區(qū)黨委，各大軍區(qū)、省軍區(qū)、野戰(zhàn)軍黨委，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黨委……”那一代孩子，總覺得現在“集團軍”的稱呼，不如“野戰(zhàn)軍”過癮。
大概是1969年，試驗基地的幾位干部到北京開會，父親是其中一員，在這期間，他們與駐京部隊一起參加集會，受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“親切接見”。這在當時可是一件大事，等父親他們回到基地，那個夜晚，營區(qū)里軍車開路，燈光閃亮，人們敲鑼打鼓，夾道迎接，場面相當熱烈。
與車有關的事情還有：到了夏天，軍營里的大人帶上孩子，乘坐卡車去農場收割糧食，這就像過節(jié)一樣。長長的車隊望不到首尾，站在車廂里吹著風，這樣草原上的旅程，比起在教室里上課舒服多了。農場田野里金黃的稻子，呈現出從未見過的風景。還是這些軍車，也曾在另外的路上行駛：基地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乘著軍車去演出，還要迎接地方的宣傳隊到基地大禮堂表演；又一批新兵乘車來到了基地，特別是文革期間恢復征召的第一批女兵，頭戴有帽檐的綠軍帽，軍容清新，成為基地的新風景；那些在文革時被揪出來的“三反”分子和“歷史反革命”，有的人被摘去帽徽領章，被戴上手銬，押在軍車車廂里批斗示眾……
大概是1969年，空軍在基地的陸軍戰(zhàn)士里選拔飛行員，有兩個戰(zhàn)士被選上，單位集會為他們送行。在開往火車站的汽車上，同車的一個小孩子，聽見了其中一個戰(zhàn)士說的話：“將來會回來的，我們將駕駛飛機飛過基地上空！”
二
與那兩個戰(zhàn)士一樣，這個少年也要對基地說再見了，他隨著調動工作的父母，從科爾沁草原到了北京，進入到一座新的軍營。這里不再是草原大漠上的試驗場，而是一個研究機構，在解放軍的序列里，它的名字是“第20研究院”，番號是“238部隊”，通信地址是“北京2418信箱”。邊疆區(qū)遼闊的草原變成了標準的城市機關環(huán)境，但不變的還是關于汽車的興趣，只是在這里，卡車少多了，轎車成為小學生和初中生關注的新玩具。
這座研究院的下屬單位，分散在“文革”時期的“大三線”，從西安到昆明等不同地區(qū)，北京只是院領導機關和情報所，面積無法與上千平方公里的試驗基地相比。不算大的營區(qū)里，只有一座車庫，與籃球場連在一起，打籃球和在車庫前閑逛，成了那時的主要節(jié)目。車場上停放的汽車，都懸掛“辰4”的軍牌，有美國、德國的品牌，但小孩子們，最關心蘇聯(lián)“伏爾加”這個牌子，因為它的流線型實在漂亮，就像許多人愛唱的蘇聯(lián)歌曲。一個隨家長乘坐“伏爾加”去首都機場接人的孩子說：“那天夜里，雷雨太大了，伏爾加車高速行駛，路燈和閃電照進車窗，一路上水花飛濺，像魚雷快艇……”
在整整60年前的1956年，有兩個曾與中國人關系密切的汽車品牌問世：一個是中國長春一汽的“解放”牌卡車，一個是蘇聯(lián)高爾基工廠的“伏爾加”牌轎車。在那個年代，蘇聯(lián)的工廠名字，都有著特定模式，帶著一種豪邁的紅色基因：有“基洛夫工廠”、“紅十月工廠”，更有生產著名的T-34坦克的“共產國際工廠”等。這款以伏爾加母親河命名的汽車，蘊涵了蘇俄工業(yè)設計和文化元素，它行駛時的動感，常讓人想到俄國的音樂，或是《在中亞細亞草原上》，或是《伏爾加河船夫曲》。
那個年代里，“伏爾加”牌轎車車頭上的小鹿，還有流線型的車身，讓這款車在相當長的時間里，成為中國公路上一道流動的風景，昂首駛過少年時動蕩年代的四季——從政府到軍營，從北方到南方，從兩國關系緊密時期到寒冷時期。與“伏爾加”汽車同齡成長的那一代中國青少年，對于這個品牌的汽車，有著鮮明的時代情結，這一代人熟悉“外國名歌200首”，吹口琴會選“列寧山”的曲譜，他們對于“伏爾加”汽車的認識，除了它代表的級別與職務功能之外，更多的是在“伏爾加”這個汽車品牌之中，凝聚著的蘇俄民族英雄主義精神：衛(wèi)國戰(zhàn)爭中，在伏爾加河邊的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，蘇聯(lián)軍隊寫下了戰(zhàn)勝徳國法西斯的壯麗史詩。盡管無法與AK47步槍和T-34坦克的功勛相比，但在和平年代，作為一個國家的工業(yè)成就的代表，“伏爾加”汽車還是擔當起了引人閱讀蘇聯(lián)成功故事的一枚鉆石書簽的作用。后來，有著小鹿標志的“伏爾加”改款了，車身變得更寬大些，取消了車頭上的雕像，但老版小鹿“伏爾加”在那一代車迷眼里，則經典不換。后來又結識一些少年在軍營生活的朋友，這些已經上了年紀的老孩子們，談起“伏爾加”汽車，就找到了共同語言，他們在彼此介紹時，還常常會提到父輩當年所在部隊的番號：“某某父親是四野的”，“某某父親在某某軍工作過”，“某某父親在某軍區(qū)擔任某某職務”，“某某人的父親在軍報做什么”等。他們還會提到一些早已裁撤的軍隊單位名稱，如“總軍械部”、“防空軍”等，有人還習慣用簡略語，“總參政治部”要說成“參政”，“總后政治部”要叫作“后政”，說到五七干校時，一定要說明自己家當年是在“某某直屬隊”。
當時那些熟悉“伏爾加”汽車的中國孩子們，很多人讀過“青年近衛(wèi)軍”、“圍困”、“日日夜夜”，知道“馬馬耶夫高地”的名字，熟悉“他們?yōu)樽鎳鴳?zhàn)”一書的作者，更讀過西蒙諾夫的作品和《紅星報》戰(zhàn)地記者采寫的通訊。欣賞“伏爾加”汽車的這些少年們，在彼此交流對于蘇德戰(zhàn)爭史的了解時，常會提到著名蘇軍統(tǒng)帥及其回憶錄：朱可夫的“回憶與思考”，什捷緬科的“戰(zhàn)爭年代的總參謀部”，科涅夫的“方面軍司令員筆記”，巴格拉米揚的“戰(zhàn)爭是這樣開始的”，崔可夫的“從斯大林格勒到柏林”，華西列夫斯基的“畢生的事業(yè)”等等。這些少年軍迷們說到蘇軍建制，會講到“方面軍”，提到德軍建制，則是“集團軍群”。當然，不同的時代氛圍里，“伏爾加”汽車也會以另一種方式被提到：上世紀70年代的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拍攝的電影叫作《熊跡》，講的是抓蘇聯(lián)間諜的事，其中講到：蘇聯(lián)使館人員駕駛一輛軍用“伏爾加”汽車外出與一個叫李洪樞的中國人接頭，為了防止被發(fā)現，還專門截斷了剎車尾燈的電線。電影一處外景地就選在北京車道溝京密引水渠一座橋下，當時，一些在附近中學讀書的孩子，曾經在拍攝現場觀看。
從“伏爾加”再說到“解放”牌，那時，沒有坐過“解放”牌卡車的人可能不多，軍人橄欖綠的軍裝，伴著橄欖綠的卡車行駛在四方。在北京西郊的一些大院，“解放”牌卡車和“伏爾加”轎車掛著“辰4”、“午2”、“辰7”、“甲1”、“未1”等牌照出出進進。其中有一群中學生，乘著“解放”牌軍車去妙峰山春游，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，他們又由另一輛“解放”牌軍車從“學農”的北京延慶山區(qū)接回家里。
在沒有私人汽車的年代，“解放”牌卡車與太多的人親密接觸過，包括那些乘車行軍的軍人，那些車上的知識青年，那些站在車上唱著歌去種樹的中學生紅衛(wèi)兵們。雷鋒留下過一張經典照片，畫面是在擦洗一輛“解放”牌汽車，那個嵌在車頭上的標識，與雷鋒及戰(zhàn)友當時所列裝的仿蘇54式沖鋒槍、船形帽，展示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一幅國家影像。
還是在北京西郊的這座軍營里，1976年末的一天夜里，從住宅區(qū)的樓里，隱隱聽見大型車輛發(fā)動機的轟鳴，差不多鬧了一夜。第二天，手拿藍色的家屬出入證進入營區(qū)玩的孩子突然發(fā)現，他們的面前是一場大規(guī)模的露天車展，但不是汽車，而是裝甲運兵車，昨夜的不眠之聲，就來自這里。院子里的空地上，停滿了綠色的裝甲車和其他軍用車輛，聽大人說，這是為了迎接中央領導來參觀，緊急布置的展覽。裝甲車群無人看管，車門都沒有鎖，孩子們爬進去，模擬想象著戰(zhàn)斗的場景，這真是一次獨特的經歷。
喜歡“伏爾加”汽車的孩子，漸漸知道了自己的父母，從事的是兵器研究的工作，他們也開始關注一個與兵器和蘇聯(lián)有關、正在這座研究院工作的傳奇人物，他的名字叫吳運鐸，是中國著名的紅色兵工專家，在戰(zhàn)爭年代，他研究的武器和彈藥，為人民軍隊的勝利貢獻卓著。吳運鐸被人們稱作“中國的保爾?柯察金”，在蘇聯(lián)的城市里，為他專門設立了紀念館。吳運鐸清瘦而樸素，在戰(zhàn)爭年代因試驗武器受傷，留下的殘疾很容易被人發(fā)現。他寫了一本書，名叫《把一切獻給黨》，在當年紅遍全國。在解放軍的這個研究院里，吳運鐸和其他一些干部、專家并不穿軍裝，其中一些人是當年集體轉業(yè)的解放軍干部，他們中一些人還常穿著55式呢制軍便服，上班時昂首走過南營門衛(wèi)兵的哨位。
這個院里，有一輛大轎子軍車，很多集體活動，都要搭乘它。有一次，孩子們隨大人去十三陵游玩，一個孩子從駕駛室爬上車，想給另一個孩子打開車門。他在方向盤旁摸來摸去，結果竟把車發(fā)動起來，魁梧的老司機跑過來，高聲訓斥，把幾個孩子嚇得夠嗆。還是坐這輛車，小學生們去北京郊區(qū)大興縣的大白樓村，學習先進模范王國福。
還曾記得，有一天，看見一輛軍車歸來駛進南營門，就在它的后面，一輛公共汽車急速跟進，不顧衛(wèi)兵的制止，也闖了進來。據說是這兩輛車在外面路上，曾經發(fā)生過摩擦，地方司機不服氣就追進了大院，事情到底是怎么了結的，也就不知道了。談起軍車或軍人當年在北京與市民偶爾發(fā)生的一些糾紛，有一位軍隊老干部說的既精辟又耐人尋味：這種情況在上海就少見，因為北京是和平解放的，而上海是打下來的。
現在，當年營區(qū)里的起床號和熄燈號已經停止，軍車的轟鳴也已經遠去，還好，記憶不老。
相關鏈接：
王從軍《往事不敲門》：那些年，我們到處找節(jié)目看(三)
王從軍《往事不敲門》：那些年，我們到處找節(jié)目看(二)
王從軍《往事不敲門》：那些年，我們到處找節(jié)目看(一)
?
?
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31058號
